当前，A股市场何去何从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上海提出“标本兼治、远近结合、内外并重”的发展思路。事实上，推动股市上涨的力量，永远都是资金，要点在于“标本兼治”，但这并不取决于管理层对于制度安排上的取向，因为任何制度变迁，都不可能超越“利益驱动”。
对于股市，是疏是堵，治标还是治本，本来就是行业规范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。但是，中国证券市场要发展、要壮大，只有“放水入市”，其中，尤以投资机构多元化最为重要，比如私募基金，也属宜疏不宜堵之列。
四大祸根
众所周知，沪深两市公募基金的总量，现在已达到3000亿元的规模。与此同时，两市的私募基金总量与规模至少要超过公募。据笔者观察，私募基金至少引发了四个问题。
首先，现在没有任何部门可以规范私募基金。其结果就是，私募基金成为一口真正的“不粘锅”：无论管理层，还是投资者，均难以了解私募基金真实的运行、收益、成本控制及其风险管理情况。只要出现一只牛股，有800多个人都敢说那是自已“做的”。
其次，风险更大、更加没有保障。基金业的根本属性本是代客理财。公募基金相当于一个由投资者组成的“生产合作社”，除税收优惠、低金融交易成本的优惠以外，也会有投资风险。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交易风险。
而对于一些私募基金，特别是以没有第三方进行托管的“委托理财合同”风险更大，不但有交易风险，由于其本身是以“债权”对于“委托代理权”所进行“行为替代”，所以投资者无从知晓其真实的操作，也不构成真正的“投资委托”，因而风险更大，更加没有保障。
其三，腐败问题，层出不穷。由于私募资金“游离”于《基金法》之外，无法取得“法人地位”，一些法人资金所产生的证券资产的历史数据，就会“丢失”，并由此形成市场中的“自然人”的现金持有量，越来越大。
在今年三季报中，沪深两市一共有8334自然人进入上市公司“十大流通股股东排行榜”。其中最高持有人的资产数量达到5847万元。很显然，这些资产不可能“完全”属于“个人”，有些应属于私募基金。这一数据所反应的现象只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典型的局部。监管者有责任弄清，这些持有大量流通股市值的投资人，其名字的背后，到底是“自然人”还是“法人机构”？但是由于数据的“断续性”，市场至今无从知晓。
其四，私募规则不能完全受到法律保护。以收益部分为例，由于私募基金通常是按《合同法》进行“约束”，所以，其收益的合规问题、涉税问题，就很难做到没有差错。
此外，由于前两种分配都涉及到收益来源以及方式的问题，包括“第三方监管”的收益，所以，在券商全部退出这项中间业务以后，当前的私募基金，已经失去了与市场之间的“契合点”。如果不解散“契约”，不仅《合同法》无法保护委托方，而且有受托方也有“非法集资”的嫌疑。这种私募基金，产生法律纠纷的可能性非常之大。
存在即是合理
目前，大部分私募基金都是依照我国现有的《民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的“委托代理原则”，来构建当事人之间关系的，而不是依照“信托原则”或“公司法原则”来界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责关系，这种权责不清，造成很多私募基金的炒作风格相当激进——相当多的私募基金借此进行投机。
事实上，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信息公开。相对于公募基金，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、自主管理、并以很高的“财务杠杆”获取稳定收益。
无论国内国外，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均存在很多的“潜规则”。很多私募基金，也因此得以与公募基金保持一种守望相助的市场合作、利益共享的关联关系。
由此可见，私募基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。在国际上，运作较好的基金基本上都是私募基金。相比之下，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，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，甚至活的不错，但一直无法“品牌化”，成为像量子基金、老虎基金、苏格兰基金一样的大基金。
也许在未来不久，中国也会产生出真正的品牌基金。当然，前提是需要经过制度建设，并且经过长期的市场筛选，使公募或私募类证券投资基金更加多元化、正规化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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