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这么难，增长方式为什么转变不过来，我认为，关键在政府。
从全国情况看，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原因之一是政府作为调整主体，财政收入、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、税收高的重化工业。
举例说明，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，所以应是高新技术基地、创新基地，但发展了两年，财政收入、GDP都上不去，于是要搞制造业。去年成功地选择了汽车行业，创造了200天的“现代奇迹”。
深圳在去年提出深圳的问题是结构过轻，要向重化工业转化。深圳是信息中心，有两家有望成为世界型企业的信息产业公司，但却要搞汽车和化工工业。
最近去浙江调查，发现从上到下都提出要向重型方向转化，要支持发展大企业。我认为浙江发展最好的是中小企业，政府的支持也很得力，但现在也要转向了。
原因之二是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，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(现在我国的银行相当程度上受行政力量影响)这两个最大的资源。现在60%以上的资本都是民间资本，根本就不应再审批，除考虑环境、安全等因素外，其他可以由经济主体自己决定，自己承担责任。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。像铁本这样自己只投3亿资金的项目为什么能上？还不是政府意志决定银行贷款？
从目前来看，我们一些地方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。近年浙江努力向重工业转型，资源出现严重短缺。浙江电力应能满足需求，但去年开始已普遍拉闸限电。浙江要发展重化工业，最好的地点是宁波，但宁波用水极度紧张，居民用水也是如此，有的县是一周两天有水，有的县早晚各1小时有水。经验证明重化工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。
我认为经济增长方式长期难以转变，关键在政府。政府拥有过多的支配和配置资源的权力，最重要的是土地和贷款。不要只谈意图、目标怎样，重要的是要谈实现目标的机制和手段。
我的意见是，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尽量用总量手段，必须用行政手段时，应与价格等手段相配合。在努力完善市场时，一定要注意行政手段的副作用和局限性。如果由某个领导机关来判断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，该不该给企业贷款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政府如果有如此资源配置的能力，我国应该还在搞计划经济。
现在有些提法说总量手段是一刀切，微观干预要区别对待。但区别对待如果是由行政机关来判断项目该上与否，贷款该给与否，要该压的压，该支持的支持，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还是由领导机关决定。结果之一是容易导致腐败；二是算不准，该下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，该保的也不一定是效率高的；三是由于指标体系注定简单，各方严格按照标准来做，很容易产生一刀切。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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